今天中午在地铁一号线东行到公主坟站，一个男人上车大喊：“哎！出大事儿啦啊，看报勒！成龙死了啊！” 我看见他手里提着一叠报纸，套蓝色印刷，上有成龙遗照和一个女人的头像。这个五十多岁的报童接着大喊：“成龙昨天晚上在北京饭店被情人杀死了啊！今天早上广播都播了。死于情杀。” 更让人惊悚的是，座位上传出一位年轻女人的声音：“多少钱一份？” “两块。”报童循声把报纸送了过去。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转身看那个买报纸的女人，我觉得她是个“托”。但是看样子不象。她在把钱递出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不对，所以脸色尴尬，但是她没有勇气和机会返悔，所谓欲罢不能，买了这份蓝色报纸。报童随即跟他的喊声一起消失了。 这就是虚拟经济在庞大用户基数上多少总能骗到钱的实战案例。也表明娱乐圈名人效应如果被加入情色和暴力是一定能卖得出去的。当然冲动消费绝对是商业铁律，反悔和撤销交易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旁人的注目下。

一年一度教师节。今年，温爷爷来到北京三十五中听了一上午课。结果发现祖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很好，鼓励老师和同学们接着这样发展下去，而且要发展得更好！

这张照片上面有七个人。如果来玩个找不同的游戏，嘿！中间那个男生真特别，他没有戴眼镜！

七个人，六副眼镜。

才初二，那稀奇的七分之一能走多久？

还有一个月就是中秋节了。今年，中国人民除了反复被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时代歌声外，还会一如既往地在这个时刻唱念李白、苏轼的名句，呼唤一个叫“明月”的词汇。

最近受到威力·王的启发以及后续的文化考古，我又为一道中华文化的迷题解开了“达芬奇密码”。这里莫若称为“李太白密码”。

李太白密码中的深刻意义，包含了对明月这个女性符号的崇拜与向往、中国封建盛世时期发廊按摩业的交易规则、以及唐宋封建社会由昌盛到奢靡的转型期历史背景下社会精英们的性行为方式从自信豪放到怀疑保守的转变。

李白，在中国诗仙的名号掩护下，其实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他当年留下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喝醉了以后信口吟诵，由旁人记录而流传的。吟诵者是仙，记录者是俗，加上李白有西部口音，如果不严把审稿关，最后形成的正式文稿都难免被记录者和后世的流传人加入常轨思维的俗气。比如，他为明月写的名篇《静夜思》，就被糟蹋成了这么一篇小学生课本里面的低俗短文：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其实，当时李白口述的，是他与一位艺名叫“明月”的京陵打工妹在发廊里的一夜激情，而且是用白话小说文体，标题实际上是《静夜撕》。作品的前半部分写道：

“床。钱。明月，光。衣撕地上，爽！”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读到唐朝发廊妹和李白的交易场所、方式、发廊妹的工作流程、还有诗人的情趣性行为，以及他良好的心理感受。

小说的后半部分，如果读者缺乏现场观察，解读起来就需要更多的联想。“举头望，明月低头。撕！姑娘——！”这里，通过诗人抬头以及发廊妹低头的互动，可以明确地读到诗人和明月的体位用的是“央视大裤衩”体位，以及明月的娇羞神态，还有贯串整个交易过程中的情趣动作，最后高潮时刻诗人对发廊妹的大声呼唤。

李白在公元700余年时创作这篇酣畅淋漓的性爱小说，仅用了20个汉字。实在是唐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典范。这种简洁、具象、深刻，到了封建文化的由鼎盛向糜烂迂腐转型的宋朝，就难以在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找到了。

大约过了270年，又一个四川人苏轼，显然也喜欢喝酒和女人，而且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俊杰精英之一。但是窬于宋王朝进入中国封捷社会的中年危机期，它的慵懒和庞大、沉湎于酒肉声色、官僚社会的阶层压迫、以及苏轼自身国家公务员和社会中产阶级身份而赋予的机会主义世界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则完全体现了他对性生活质量低下而感到的茫然和无助。

首先，苏轼毕竟是个才子，而且他的生活年代毕竟只隔不到300年，所以他是读懂了李白的小说的，了解“明月”是位性感迷人的风尘女子。所以，他的辞开篇就是他大白天喝醉了以后，端着酒杯对着空旷的天空发出绝望的疑问，发表既有白、何生轼的牢骚：“老天爷啊！我啥时候才能遇到明月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任何把明月解释为明滟的月亮的理论都是低俗和没有常识的，因为苏轼问的是“青天”，也就是晴朗蓝色的白天。在大白天的日头下咏叹月亮是无的放矢。所以，苏轼所说的“明月”，毫无疑问就是李白的红颜知己，打工妹唐明月。而原因则是她那引人入胜的工作流程：撕！

从李唐开先河以降，这个“撕”，也就是现代的SM，已经被尊崇为最令人兴奋的性爱活动。根据《水浒传》记载，宋朝还出过一名叫李撕撕的名伎。但是她接待的都必须是当朝的皇帝或者梁山泊首领宋江（相当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斗在井冈山和宝塔山上的候选皇帝毛泽东）这个层次的客人。苏轼，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公务员，没有机会成为李撕撕的顾客。所以，他只能哀叹和疑问。

同时，随着宋朝文学的衰落和社会意识走下坡路，苏轼的这首性苦闷咏叹调用的字数几乎五倍于李白《静夜撕》小说。他用唧唧歪歪、得吧得吧、罗嗦冗长的笔触，描写了自己虽然生逢盛世，但是时空感幻灭的苦闷（今夕是何年？）；描写了宋朝的便民洗浴中心非要等到冬天11月15日才开始集中供暖的不舒服（又恐穷楼浴宇，高处不胜寒）；描写了他对洗浴中心小姐非要缠着他K歌跳舞赚够了酒水钱还不肯进入人性化服务环节的不满（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以及对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执法队、公安、城管们在网吧、影院、洗浴中心等场所安装的电子眼监视和突击检查的忌惮（转朱阁，低绮户，用手电筒照无眠。）

苏轼的时代，显然发廊已经发展成了洗浴中心（虽然还没有发展到21世纪的商务会馆），硬件条件从唐朝的一张“床”，发展到了宋朝的“穷楼浴宇”。按道理来说，苏轼真地应该跟李白一样感到“爽”，而且“不应有恨！”可是，他千徊万转的忧郁和怨恨，以及不快乐和茫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水调歌头》的最后两句，提供了答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的苏轼。他那豪放风流的外表，其实都是做作的掩饰。他的内心对自己的性生活存在两个根本的怀疑：器官尺寸和持久能力。他把自己不能得享唐明月、李撕撕的艳福归结为自己硬件条件不足和能力不行，而没有从宋朝阶级划分和社会压迫加剧的层面去想这个问题。这两个担心，从宋代苏轼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在每个成人性用品商店门前的海报上，都可以看到人类为了帮助男性解决这两个根本疑难而孜孜以求的努力。

婵娟，是古代传说中月宫里的仙女，是“明月”的代称。所以，苏轼的《水调歌头》结尾这两句最广为吟诵的词句的客观解读就是：“但愿我们每个男人都够长、够持久啊，这样就能跟千里之外的皇上共同享有明月那样的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