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最近我看了一处景物而触发感想然后编造的一篇成人故事，纯属虚构。

小镇女子出身家境甚是不好，从小在家里常听父母吵架长大，听的无非都是老子骂老婆偷人然后出手暴打，还有就是老妈骂老子喝酒误事无能无用。家里隔三岔五地不太平，所以女子从小的家养也就多有亏欠，高考什么的自然就不用想了。

女子听多了家里的事就烦，烦了就爱往外面呆着，呆习惯了没多久就遇到了开餐馆营生的软夫。女子从小缺失父爱并且喜欢软夫没有父亲那么暴躁，再说他也是那时候她举目四望认识的最有钱的一个男人，所以处不多长时间就在20岁出头的时候糊里糊涂地嫁了比她大好多岁的软夫。

女子长得甚是好看，嫁了人以后更添了很多分性感。软夫性功能不强，娶了美人以后人反而变温了。所以女子日日有欲饮还渴的神色，明眼男人一看就知道早晚会出事。

奸夫是镇上一个穿制服的，年龄比软夫还大几岁。一天午后借点酒劲来软夫的馆子准备寻点罚款。进门没想到一眼看见了女子，就把工作抛到脑后，跟女子“美女”、“帅锅”地交流起来，并不把软夫放在眼里。

过了些日子的一天，奸夫在软夫的馆子里晚餐，跟女子调笑不止，偶尔还伸手拿捏一把。后来找女子要手机号，女子说自己是小灵通跟人发短信很不方便。然后他建议女子用手机记一下自己的QQ号，女子奇怪说他都奔四的人了还QQ，连她自己都早就不QQ了。最后奸夫提出饭后请女子去歌厅恋歌。软夫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也不是没有怒气的，再加奸夫天天来吃打完两折以后还记帐，也不敢向他要钱，所以心里的火气还是憋得厉害。终于这一刻忍不住了，在端菜走过奸夫身边时，大着胆子发了脾气，嘀咕了一声：“离我老婆远点。”

奸夫早有寻衅镇压软夫的想法，听见软夫的嘀咕便趁机跳立起来破口大骂。继而两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奸夫顺手拧起一瓶啤酒，照着软夫的脑后连砸。一、二、三、四！终于砰地一声酒瓶爆裂。软夫也应声跟着往地上滑落，扯都扯不住。

软夫被砸了一个高位截瘫兼失语，身上除了眼珠子其它地方都不能动了。好一段时间，女子都不叫奸夫“帅锅”而改称“狗日的”。哭天抢地要求归还一个健康的他。奸夫无奈兼有点恐慌，对女子充分忍让，而且积极地采取赎过补救措施。

他首先改善了软夫和女子的生活条件。叫来装修队把他们的屋子粉刷打点了一遍。又叫来管钳线工把什么煤气、电灯、热水器之类的东西装置了一番，充分体现了对因突发事件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困难家庭的人文关怀。女子看见家里亮敞舒服了些，也就不再叫奸夫狗日的，只是面对除了眼珠什么都动不了的软夫叹气。

然后奸夫又帮助女子解决自谋生路的问题。女子嫌累不愿意再开餐馆，奸夫就帮她改成一门市。经常用小卡车拉来在街上罚没的水果、蔬菜、小百货等商品，偶尔还有无证的狗，然后又会有一些需要把暂扣车辆领走的人来心服口服地把这些东西买走。女子的小门市虽然不火，但是这样的生意不断。

女子看见奸夫如此真诚悔过和能干，而且自己不费力气就能养活自己的软夫，也就慢慢地对奸夫恢复了昔日的好感。奸夫眼看一个被他亲手用啤酒瓶子砸坏的家庭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而且女子经过痛苦的磨练出落得更加小鸟依人，也重新恢复了自信和进取心。这样，在女子的假意半推半就中，他们正式建立了婚外恋情。

既然是成年的恋人，就要做欢喜的事情。于是奸夫就带着女子出入他势力范围内的恋歌房、洗浴中心、钟点间、洗脚城、发廊，偶尔还在闪着灯的执法车辆里、或者找开发商借一间出租房，总之就是到处找地方做爱。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女子抱怨说觉得自己象只被包养的“鸡”，提出分手。而且每次欢喜之后总要在软夫被饿死之前回家伺候他，她最受不了的是软夫看见她回来时候的眼神。她要求奸夫也离开她一段时间，两个人仔细想想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再决定怎么办。

奸夫也是有家室的人，家里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哪有那个狗屁心情考虑爱情。他倒是利用这段冷静思考的时间投入到火热工作之中，建功立业。

一天晚上，在一场社会综合治安专项大检查的突击活动中，他协助人民警察突击检查了镇上各个夜总会、游戏厅、录像室、发廊、洗浴中心。亲手扭送了三个一丝不挂的嫖客上依维科汽车，协助突审了二十六个小姐详细询问她们的交易细节，查看了一百多张淫秽光碟，销毁了四百本色情书报。这任务执行下来，奸夫已经是血脉喷张，忍着裤裆里湿淋淋的不舒服感觉，开完了小结会，耐着性子跟战友们吃完夜宵，吹了半瓶二锅头，就直奔女子的家里。

他轻车熟路地弄开女子的家门，进屋看见女子正斜坐在床边守着一动不动的软夫发呆。夏夜衣轻，体态撩人。奸夫借着酒劲儿嘴里咕噜了几句苦苦相思的语言，就赶过去将女子按倒。

刚翻滚了小半圈，奸夫就感觉到床上空间太小，不对劲儿。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他撇开女子，一把将动弹不得的软夫抱起，转身半扔半放地搁在一条沙发上，举着旗杆转身又小跑两步扑向女子，顺利地就进入了欢喜状态。

不料没动几下，女子竟然大力将他推开，说：“狗日的，你这么个日法我非常不爽！”

奸夫心里很烦，一边毛手毛脚地乱拨拉女子，一边质问：“那你要怎么个日法？要不你转过身去？”

“不是那回事儿！这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环境。”

“怎么啦？你瞎逼捣什么乱？”

“他在那看着呐！”女子用手指着软夫。

奸夫回头，怔了一下，他的目光跟软夫怨毒无助的目光对个正着，让他很不舒服。

这个时候，奸夫其实可以选择要么把软夫扔到门外去，要么把女子带出去找地方。可是，在这旗杆竖起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两个办法都不好。

“看啥看！有啥好看的？！闭上眼！不然我再砸死你一次！”他对软夫呵斥了一声，吓得软夫闭了眼。随即，回身又要上。

“不行！他又看了！”女子身体僵硬，两腿紧闭。

“你～你～你！我叫你他妈的瞎耽误我功夫，我叫你碍我的事！”奸夫伸手在床上胡乱摸索了几下，随手抓起一块红色的布，也没有管这是他本命年避邪穿的内裤，反手就扔向软夫的头。那红布飞了两三米距离，竟然端端地落在了他的脸上。软夫头手不能动，那块红布就盖在他脸上严严实实，一动不动。

“这不碍事了吧，亲爱的？”奸夫兴奋地问女子。

女子嘤地叹了一声，半恨半爱地说：“狗日的，I真服了you！”

J司机今天早晨不到七点就等在我父母楼下，送我去机场赶10点的飞机。昨晚下了雨，重庆有雾。

这次回重庆跟爸爸学会了做馒头。早上六点半爬起来居然能抓紧时间和面、做馒头、冲澡、装包，喝了杯果汁。七点二十分告别父母上车。

昨天约车的时候我主动多出20块钱，目的是确保J司机今天早晨在高峰时间不会变卦而不来送我。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我是在广东上班，此行是去广州。我也懒得说明，顺着他的话茬接，直到快开始讨论广州的细节时我才不得不告诉他我不是去广州。

J司机并不在意，接着说广州，原因是他对那个地方很熟，十年前曾经一个月要开车去三趟。

十多年前，重庆的一家叫江陵汽车的公司和日本五十菱汽车公司合作生产过一种载重1.25吨的轻型卡车。这种车买得不错，很多销往广东。那时候中国的铁路慢得一塌糊涂，几乎没有高速公路所以也没有什么公路车辆滚装运输。这些车怎么运到外地呢？当然就靠人开过去。据J司机说当时重庆出现了几十家专门帮江陵汽车公司开车的公司。这些公司及其雇用的司机就形成了一个“车帮”。

J司机的长途旅行听上去是很苦的营生。从重庆开到广州需要走四天，几十个人结帮而行。雇主把费用一次结清给他们，所以他们沿途就能怎么省就怎么省，绝对不走收费的公路，当然那年头也没什么收费的高速公路可走。一趟下来一个人可以挣两、三百块钱。

我感兴趣他们怎么保证沿途不出事故，车辆不会损坏。他说保证不了。那种小卡车空驰的时候头重脚轻，根本刹不住车。所以沿途擦碰经常发生。到了目的地，有专门的人把车修好，把里程表调回四、五十公里。然后买给顾客，顾客一般根本看不出来。

J司机送完了车，就要解决回重庆的问题。他们就搭乘火车，而且从来不买票。

他们搭乘的火车是成都铁路局经管的一趟广州－成都间的特快列车。车帮人士一次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一、二百人，全部是这列火车上的VIP乘客。给他们VIP待遇的关键人士是列车上的乘警。重庆话说“乘”的时候发音是“神”，而且发不卷舌的齿音。所以，乘警被他们称为“神头儿”。

“我们首先要混进车站，然后上车就根本不用买票了，”J司机说。当时的正常硬坐票价 125元，他们上车后，每人交给“神头儿”80元。这样一般走一趟人民乘警神头儿就要收入一、两万块。神头儿再根据这群车帮上车以后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分布状态，按照他们给各车厢乘务员造成麻烦的复杂程度，把这笔钱分配给各个相关的乘务员。

车帮上车后的分布面很广，“从二号车厢到八号车厢都是我们的人，”J司机说。

J司机他们这些VIP上车以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用随身带的工具将车厢里镶贴的座位号全部撬掉，一个也不剩。有时候，铁路局在路风大检查或者春运总动员的时候还是要贴回去的，但是一但车轮开动，这些铝牌牌就必定会消失无踪。

没有了座位号，车厢里对号入座的规矩就失去了依据。这样，车帮们就可以利用团队协作的办法不仅解决自己坐位的问题，而且可以睡觉。J司机说：“车厢里头一边是三个座位，一边是两个座位。我们每个人占一条三人座。”

至于别的买了车票，尤其是座位票的乘客首先的反应是向乘务员投诉找不到座位。乘务员的回答一律是：“我们也找不到，你个人想办法。”然后在自然选择的法则下，最优势的抢到了剩下的座位；第二优势的得到车帮的照顾可以白天共享车帮人士的三人座，晚上被请起来坐到地板上，或者挂着半个屁股坐，让车帮VIP睡觉；最不优势的人是那些上车后显得最有力气和勇气人，他们会不小心跟VIP们抗争，结果被痛打一顿。

“那些一上车四、五个人一起的年轻人，觉得个人嘿冲的那种，遭打惨！”J司机回忆到。“从二车厢一直打到八车厢连躲都没的办法躲得。”

即使在最拥挤的春运时期里，J司机等VIP们照样可以占到座位。即使在人多得连车都不敢停，停了连窗户都不敢开的情况下，车帮VIP可以叫神头儿打开车门让他们挤上去。神头儿们欢迎他们，其它车次的神头儿们羡慕这趟车的神头儿们。有一趟从广州直达重庆的列车邀请车帮VIP惠顾他们，可惜那趟车是辆直快，要慢十几个小时。车帮人士一是需要赶时间出下一趟差，二是觉得在车上吃东西难受，所以坐了一两次就不坐了，宁愿绕道成都。

J司机他们最隆重的两次暴力行动亦喜亦悲。一次，有十几个从广东武警部队退伍的重庆老兵跟他们发生冲突，结果被势力盛大的车帮VIP打到湖南韶关后扔下列车上来不得。再有一次可就不这么好了。他们遇到了六个藏族同胞。结果，藏族同胞扯出了大刀子，当场在车上刺死了一个VIP。“象戳萝卜一样戳得‘噗’啊‘噗’地呀，吓人惨了，”J司机回忆说。还有一个VIP被追砍，情急只好从窗户跳车，着陆后被压断了一条腿。另外两个VIP吓得躲在车上的暗处直到成都才偷偷下车溜走。当时神头儿不见了。藏胞们到了成都也不知道有没有受到盘查。J司机等车帮人士纷纷捐款，凑了二十万给了烈士家属算是抚恤。

当然，事情闹到这么大，还是惊动了北京的铁道部。据说铁道部专门下令严肃检查，严肃整顿。所以，车帮们一度在神头儿们的指挥下收敛了半个多月，检查一过，又恢复了VIP待遇。

J司机们有时候可以多给神头儿们一些钱，登上卧铺车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卧铺车厢里和其他乘客的交流方式就要和谐得多，从来没有发生打人的事情。他们首先占据车窗边的边凳，然后跟卧铺宿主套磁，主要目标是结伴出行的青年女性乘客。

“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噻，尽找那些一起（结伴）出来的女娃儿吹，等吹到晚上，她们两个女娃儿挤一个铺，让一个铺给我们挤到睡，”J司机笑着说。“有那种最会吹的，晚上还可以跟女娃儿挤到起睡。”

这些事情发生在1991年到1996年之间。由于并不是每次乘坐卧铺都能遇到可爱的女娃儿，再加上有控制旅行经费的压力，所以J司机等VIP还是觉得坐硬坐车厢最符合他们的兴趣。

后来，重庆的那个汽车厂转而生产五到八吨的大型载重卡车，这样对车帮司机的需求减少。再加高速公路和航运的发展，滚装运输、集装箱运输的出现彻底解散各个车帮公司。J司机就改行开出租车了。

“好耍噻！一群年轻人。”J司机颇留念旧日的车旅时光。他们从重庆开到广州的四天旅行烧的燃料是汽油，回来在火车上驱动他们的是睾丸酮。在激素的促发下，少年的男人就会难以遏制地喜欢并享受恶作剧。如果激素在资源稀缺环境中分泌出来，就会导致他们发起打斗和战争。今天，J司机的激素减少了，开着一辆烧着液化燃气的出租车养家糊口，每天需要排两、三个小时的队等加气。他诚恳而有耐心，不到四十分钟就沿着内环高速公路把我送到了机场。

9月23日，爸爸妈妈搬进了他们的鸟巢新家。我觉得应该和老婆带瑞瑞趁国庆长假去住住，热热屋子。于是早早弄好了飞机票，10月2日到了重庆。

我的计划是：在重庆玩3天，6日把老婆、瑞瑞送回北京，我自己请了两个星期的年假去西藏旅行一番。但是，爸爸的一道要求打破了我的计划：“过完节我想去住住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你在家住两个星期照顾一下妈妈吧。我看你们兄弟四个里头就你能抱个电脑有个电话就把工作干了。”爸爸在过去半年里面为了装修这个新家在各个装修公司和重庆的建材市场间展开了史诗般的长征，明显地把身体折腾得吃不消了。

 6日送走了依依不舍的瑞瑞和老婆。7日、8日按照爸爸的要求去半空的旧家收拾剩下的东西。我收拾书柜。这是一个重温家史的过程。找到了大哥、三哥小时候画的画、哥哥们大学的课本、我的中学课本、我的北外《法语》第一册、《岳飞传》小人书、玺玺小时候看的书、瑞瑞几年来回重庆忘了带走的小玩具、爸爸妈妈早年的情书、妈妈更年期闹离婚未遂的各种字据、照片、革命诗歌、读党的文件的心得体会、红岩英烈故事、我大学时代写给父母的各种肉麻的信、爸爸编撰的《十八冶志》、毛主席像章······全部搬走，一件都不能扔。

9日，爸爸觉得什么都四平八稳了。早上七点半把我叫起来。八点多出门，我开着二哥借给我的“大中华”带他来到了重庆三院。他的目的是来做半年来的第三次CT，检查一下左边肾脏里2004年发现的一个瘤子。 

我领到的任务是把车停了，然后到CT那里等他。他自己到门诊部去挂号，找一个一直给他看病的王大夫开处方，手机联系。

稍加变通，我来到人行过街地道口等爸爸。虽然吃了早饭，四周小饭馆早餐的面条、抄手、水饺、包子、卤菜、调和的香气熏得我口水长流，我吸着牛肉面的浓香，直到看见爸爸慢慢地走过街来。 

到了CT处，我的新任务是帮他跑交费，因为他的腿不方便。他交给我一张老干部医疗统筹结算卡。这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高兴的卡。那卡在缴费机上“滴”地一刷，一个大CT只需要交132块钱，那还是我要求医生用最好的造影剂的结果。如果用普通的，一分钱现金都不用掏。我深刻地感觉到党和国家对老同志们的关怀，同时悲伤地意识到我这辈子晚年恐怕因为没有这张魔术卡而会很凄惶。一钱包金卡银卡，比不上党发的这张统筹卡。

医生要求我换了拖鞋也进CT室，目的是帮忙抬着爸爸的手臂。我看见一大管子药即将注入他的静脉，开始觉得黯然。我问他，以前两次是谁帮他抬手臂的。他说一次是你二嫂陪我来的，我觉得好；一次是我们老干办的司机，我感到有点伤心。“那这次是你儿子！”爸爸嗯了一声。护士扎针的时候我不敢看。扎好以后我用拇指轻轻按住针头。护士喊：“进药。”机器就呼呼地转了起来。 

放下爸爸的手臂后，我用双手抱了抱他的头，心里祝福他没事。爸爸白色的短发在我掌心里觉得软软的，不象我小时候我趴在他背上倒着摸他肉乎乎的脖子上的短发那么根根扎手。

离开三院，车又开到了重庆中医院。这又是爸爸信任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了解他和妈妈身体情况的医生给他们抓药。在等爸爸抓药的四十分钟时间里，我和四、五个闲散汉子一起在医院窄小的停车场上担当了一个女管理员的助工。她不断地允许车辆进入这个小地方，让司机们把车停在通道上，然后没收保管他们的钥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帮她挪动各个车辆，让需要离开的车开出去。其实，我们内心的算盘都是把自己的车放在需要的时候最容易脱身的地方。我开了好几辆车，进啊、倒啊，拐啊、挪啊。其中还有一辆根据玻璃下的字牌显示是一个女记者的小VIZI，钻进去可香艳了，脚踏板前放着一只右脚穿的平跟绣花鞋，看来女记者平时都是穿高跟鞋走路，但是开车的时候讲安全。 

直到我们离开，香艳的车主也没有出现。低能的管理员不知道是忙晕了还是觉得我劳动辛苦，没有找我收停车费。我们就回家。

下午吃了饭我又出来了，老人们的各种事情转了一大圈，把车还给了二哥，打的去了医院取结果。检验结果建议是“有突质性改变，建议结合其它诊断方法明确病情。”我觉得不妙，来到王大夫的办公室。王大夫给我的感觉是个油滑可鉴的知识小偷。他看了报告，宣布爸需要住院，并且要彻底诊断。我说CT都诊断不了啊？他说需要结合B超。我说住哪里？他说住泌尿外科。我问如果不住行不行。他说担心是恶性的肿瘤。 

拎着大照片，我走路去乘当年的3路电车回家。现在电车变成了汽车，3路变成了403路。但是车站的位置还在30多年前我开始坐这路车的地方。车站的阳棚下还有一个占道经营的卤豆腐干、鸡翅膀小摊贩。她的小摊下面趴着一条黄白毛色的叭儿狗，安然卧在人腿的丛林里陪主人做生意。我不知道这个女贩是否重庆市工商局长的岳母，亦或是重庆的城管队伍十分仁慈，因而不来驱赶她，但是挺高兴能一瞥见这座好吃的平民都市熟悉的旧景。

回到家里我告诉爸爸他需要住院。爸爸早有意料，但是说需要花几天时间想想是住三院呢还是重医（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说，“咱抓紧时间吧，少花一天时间想可以多活好几年呢。住重医。” 

我推荐重医的理由有二，首先是我从王大夫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对爸爸手里那张卡的喜爱。那是一张政府买单使用人几乎完全没有现金出手的痛惜感的卡。一但快意地刷起来，王大夫的人生质量会飞速提高。第二，我们当年给爸爸妈妈买这个房子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离重医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结果刚搬进来半个月就用上这个好处了。

10日上午，爸爸自己去了重医申报病情并且办妥了住院手续。医生要把他按倒开始检查，他说我得先回家安排安排。他放心不下妈妈。他回家来做了一大锅菜饭、蒸了一屉馒头，决定吃了晚饭再去医院。他说，“床位满啦，他们想把我支到另一个附属医院去。我拿出我的（老干部）证儿，（当然还有那张卡）他们就安排了。”爸爸还告诉我，“问问你二哥看看能不能帮忙找（熟）人。” 

当然要找人，虽然这个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这年月遇到这样的病能不找人？几天前我老婆回来刚和她的中学和大学亲密朋友T游了两次泳，吃了两顿饭。T现在一所大学教书，她的老公就是重医的一个资深外科医生。我就给她打电话了。

晚上送爸爸去医院的路上，T在电话上表示爸爸这种病人是医院最喜欢的，因为他有那张卡。问我具体要帮什么忙，我哪里说得出来？我只能表示说目前我就是希望医院能认真高效地检查，不要拖时间刷够了卡才给我们结果，同时我希望能让我爸从三个人的病房搬到人少一点的病房去。 

走进病房感觉确实很拥挤，三个病人其中一个似乎很严重，好几个人陪着。人多不说，天花板上还挂着个电视播放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但是爸爸毫不在乎，唯一叹息的是忘了带上自己的茶杯。我可惜没有继承他对烦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他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在一起都能躺下就睡着，对奢侈和简陋的态度是一样的。他舒服地在中间的一张床上躺下，好象准备穿着长裤和外衣就要睡觉。他告诉我说这三人间的病床挺好，正好40块钱一天，属于统筹标准，不用自己再掏钱了。

“你回去吧。我很可能要开刀，给你几个哥哥打个招呼。要让妈妈不要担心，”他说。 

T这个时候告诉我她的老公还在楼上值班。我就去找他。一起来到楼下，他调查了一下发现跟爸爸的主治医生相熟，说会打招呼。他带我走进一间屋子，跟一个男护士聊了几句。他们靠在桌子上说是肿瘤，会摘除一个肾。

他们说得非常轻松，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声霹雳。他们还说今天星期二，看明天的检查结果，如果需要手术这个星期内就做。然后恢复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摘掉一个肾，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会造成身体损害。我觉得T老公大夫在跟我说修自行车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电梯间交谈的时候爸爸走了出来。T老公医生淡淡地打了招呼。他问爸爸多少岁了，我说77。他感叹说身体不错，就进电梯走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了三个哥哥。各路电话就回响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大哥说他上网查了，这种问题很普遍，但是不要忙着摘除器官，美国人的做法是打开肚子切一片下来检查，几分钟以后出结果Yes或No就动手或者缝上。二哥说明天把片子和报告拿到肿瘤医院他的连襟那里给看看。三哥又找人在重医找了个检验科的专家说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带报告去给他们看看。 

我回家帮爸爸拿了他忘掉的茶杯又走回了医院一次。掐了表，从家门到病房门我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要20分钟。考虑到要做手术，我觉得比较现实的问题是想想给不给红包的问题。还得问T，我就求她让她老公指导一下我该给谁，怎么给，给多少的行规。T很快回短信告诉我说她老公说了，现在的医生不图这个，不用给。他打了招呼就行了。

爸爸要失去一个肾的预感让我彻夜难眠。妈妈虽不知情但也觉得了恐惧。 

11日早上，爸爸来电话说上午检查，叫我别去了，找不到他。中午以后他就搬病房去一个双人间了。打招呼的效果开始显现。

下午两点钟，我觉得压力大，就去游泳。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错过了好几个电话。打回去，爸爸要我火速把他以前的片子送去，医生要讨论他的情况。他找不到我，自己坐车回家里来找片子了。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回医院去。路上，爸爸表示不希望做手术，他带着幻想说，“我看还是不要急着动刀子，跟医生说说，如果能被动治疗就先被动治疗。” 

我觉得需要打消他的幻想，需要让他充分地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我说，“爸爸，你还是做好手术的准备，咱赶早不赶晚。”

把照片送给医生们以后，我坐在爸爸的病房等着。爸爸到处瞎转悠。王彪正好来短信问候，我给他发了绝望的通报，说：“我觉得我爸爸将失去一个肾了···”。 

一个比我稍年轻的女医生首先走进病房，把照片扔到我爸的病床上，然后跟护士讨论是由护士还是让我爸自己打胰岛素针的问题。随后，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医生进来了。他们集体开始通报会诊的结果。

他们对爸爸的瘤子不屑一顾。他们的研究表明，从2004年到现在生长缓慢，到现在还不到一公分，所以不怀疑是恶性的，建议每半年做一次B超观察。 

我的脑子里电光火石地想问题。我问：“是不是恶性肿瘤生长的速度很快？”男医生说对，起码要到三公分以上才需要严重关注。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建议用B超而不是CT检查呢？有什么区别？医生已经开始转身往门外走了：“效果是一样的啊，B超节约钱，几十块钱就行了。”

我爸插话了，要求采取“被动治疗”的措施。医生说：“没得措施，只能观察。”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明天我们干啥子呢？”

男医生说：“出院。”就走了。女医生比较耐心，说“今天晚上过了明天你们就出院算了，如果你们爸爸想继续检查腿痛和糖尿病的问题，就考虑去骨科或者内分泌科检查。”

爸爸坐在床上如卯足了劲打了空拳一般失落，表示要转到老年科继续检查自己经常麻痛走路已困难的腿。

 我给他匆匆洗了个水果，就走了。

我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欢呼且流下了眼泪。

今天晚上我们放心地让爸爸睡在医院，如果他想再住上一两个星期我们也赞同。我知道他喜欢定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他需要休息、睡睡懒觉，他喜欢间或地吃吃食堂的食物，喜欢有专业的人关注他，他从来不会主动要求我们去医院陪护他，这种制度化的照料让他享受安全感。幸运的是，他老旧的衣服皱巴巴的口袋里有一张神奇的塑料卡承载着这个制度。